教培行业“坠落”后



花花2016 年进入教培行业,在双减之前,她的年薪已超过50 万。刘昱凌在深圳做了十几年的豪宅经纪人,行情好的时候,每年收入都能超过百万。

她们身处的行业,经历过烈火烹油的繁荣,也因为各种原因,迎来了断崖式下跌。她们是曾经的受益者,今天,又成为行业震荡下的亲历者。

一个工作日的下午,在花花晚上的课开始之前,我们碰了一面。这个热情的女孩身材娇小,有一头羊毛卷长发,浅金色眼影和亮片,在她的笑脸上并不突兀,反而增添了一种古灵精怪的活力。

2020 年,花花从深圳一所学校辞职,加入北京的一家线上教育平台。她的目标很明确,‌‌‌‌“两三年后拿到百万年薪‌‌‌‌”,那时候,进入这家平台的同事们,都是奔着这个目标去的。

工作一年多后,双减政策出台,花花经历了收入锐减、被裁员、再求职受挫等一系列波折。她恐慌过,也绝望过。3 个月前,她在政策的缝隙里,发现了教培的新机会。即便如此,危机感还是悬在花花头顶,‌‌‌‌“如果政策再往下切,我又没机会了‌‌‌‌”。

在过去的一年多里,花花和她的同事们经历了哪些动荡,一个教培从业者,又是如何审视当下的教育大环境的。以下为花花的自述:

‌‌‌‌“奔着百万年薪去的‌‌‌‌

2020 年,我从深圳一所学校辞职,去了北京一家知名的线上教育平台。父母和身边的很多朋友都不理解,那是一所公办民营的学校,非常稳定,月收入也有2 万。

去学校教书之前,我在深圳学而思工作过两年。在学校的最后一段时间,我隔三差五就能接到猎头的电话。那时线上教育平台四处挖人,我在教培和学校都工作过,这样职业履历,估计比较吸引他们。那时候,我手里的offer 可以随便挑。

线上教育平台开出的薪水非常诱人,清北网校的招聘广告上开出了200 万年薪,这个数目,在我们同行中算是少数,我们这些主讲老师,年薪四五十万很正常。我入职这家线上教育平台时,谈到的年薪已经超过了50 万。

在线上教育平台,主讲老师的收入分三块——基础工资,课时费和续报率奖金,最后一项占了大头。

年薪百万的老师,收入大头就是续报率奖金。续报率,就是有多少家长,报名参加了下一个阶段的课程,通俗点说,就是卖出了多少课。大家底薪差不多,销售收入其实占很大一部分。

百万讲师就像网红一样,学历和职业背景都要特别牛,毕业院校在全球排得上名,在名校有十几年的执教经验,这样的履历,更容易吸引家长。

我们既是老师,也是销售教学组每半年定一个目标,9.9 拉新课的转化率要达到多少,续报率要达到多少,还要立军令状,达不到要怎么样怎么样。工作群里每天都会公布续报率,这个年级达到了多少,哪个人还没有达到。你在每次开播之前,都要顶着KPI 的压力。

每个月我们要在直播间里开家长会,主要目的就引导他们续报课程。直播间运营的小伙伴都是从京东、抖音挖过来的。几点几分几秒,直播老师要进入营销话术。时间点和话术,这些都是课前打磨好的。当时知名的线上教育平台,几乎都是这么操作的。

这种方式我们自己也觉得不太真诚,肯定有人不适应这一套。坐在我对面的女生,毕业于美国一所极负盛名的学校。那时候线上教育平台有钱,招了一批世界名校毕业生。

那位女生待了不久,就辞去了这份高薪工作,她之前没有接触过这种鸡血式营销,线上教育平台的很多做法,跟她理解中的教育也是相悖的。

与行业一起下沉

去年年中,我们刚定好下半年的目标,双减不开一点玩笑就来了。所有的计划被全部打乱了,新开的班全关了,续报节奏全得重新规划。

第一批大裁员在去年6 月,前一天我们毫不知情。公司只通知大家要开会,结果有些同事一到工位,就发现内网登不上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大家心里也能猜的出来。

办公室里弥漫着恐慌情绪,一个个人被HR 叫进了会议室。大家商量着接下来该怎么办,很多人说要去送外卖。没多久后,我认识的一个辅导老师,真的就去送外卖了

那是行业裁员最厉害的阶段,打开求职软件,很多招聘启事都会特别标注‌‌‌‌“教培勿扰‌‌‌‌”。

每送走一批被裁的同事,我们就跑去喝酒,喝大了一群人抱头痛哭。我们当中很多人,毕业后就走了这条路,大家都是奔着几年后年薪百万的目标来的。突然间,这条路被堵得死死的,心理落差太大了。

很多人离开了一线城市,回了老家。一个比较熟悉的同事,回到东北老家做了高中语文老师,很稳定,收入也不高,他接受了,因为没有别的可能了。

等待‌‌‌‌“被裁‌‌‌‌”这个靴子落地,我等了9 个月。每一天,公司里都有新的变动,天天都有人离开,办公室从最高档的写字楼搬出,地点换了一个又一个。

离职前一个月,我的收入是2 万7,这跟之前的工资差了许多。双减之后,你不能随便拉新了,续报课程的直播间里,很多推销词汇成为违禁词,像‌‌‌‌“我是名师‌‌‌‌”、‌‌‌‌“教过的学生拿到什么第一‌‌‌‌”,放大量的好评截图这些,都是不允许的。

双减政策每隔段时间,又会有新的细微变动,有时白天准备好晚上的直播,临上课接到文件,说这个不能讲。直播的两个小时我战战兢兢的,你讲错一个字,被质检、教育部门看到,就是一级违规,扣钱、批评、通报。

我所在的线上教育平台,双减之前有4 万员工,到我走的时候剩下不到一万。

坚持到后面,我们就麻木了,甚至希望快点被裁掉,拿到N+1 赔偿。我们公司算是好的,很多同行只拿到1 个月的赔偿,有些更过分的平台,1 分钱赔偿都不给。

即便是百万名师,收入也会锐减。双减之后家长在直播间里,对续保课程也会非常犹豫。我们做过统计,双减前后的续报率,降了10%。不过他们前面赚到了钱,经济上要更自由一些,我认识两个年收入超过百万的老师,一个去了国际学校,一个出国了。他们留在平台,也有机会转型做素质教育。

被裁员之后,本来我还在想在北京挣扎一下,看看机会。但是找了一圈,感觉挺惨的,要么收入不高,要么对方不认你的职业经验。

那个时候,对于留在教培行业,我是不抱一点希望的。认识的同事当中,也没有一个人还能留在这一行。

那些比我更早离开的同事,转行特别困难,学历漂亮的还好一些,学历一般的找工作更难。我们在教培机构的经验,很多招老师的学校根本不认可。

有些同事去了私立学校,或者做代课老师,有的去了成人教育机构。有个原来教英语的同事,转行卖茶叶,在直播间里喊‌‌‌‌“家人们买我的茶叶,我送大家英语拼读课‌‌‌‌”,有个同事回到老家,在小卖部里卖鞭炮。

不管怎么转,大家都不得不接受收入上的落差,做老师的收入大概在五六千到1 万之间。我们在线上教育平台时,一个教学组的同事当中,当时收入最少的也有2 万,多的能到70 万以上。

焦虑的家长,不快乐的孩子

离开北京以后,我回到深圳,借住在朋友家里,陆陆续续往学校投了一些简历。那段时间我自己也不清楚该怎么办。想过回学校,想过出国,想过回老家躺平。

躺了两三个月后,以前学而思的老同事找到我,说他们要组个班,缺语文老师。那时候我闲着没事就去帮忙。上了几节课发现,还是做自己舒服、喜欢的工作,比较快乐。而且,在绝大多数同行离开教培行业的情况下,留下来的少数人,能找到的机会更多了

那个阶段,我也接到了学校的offer,最后还是选择做教培。在学校做老师,差不多要从早上9 点待到晚上12 点,非常辛苦,也不如做教培自由。

我们现在的形式,就是个人工作室,几个老师合伙的形式,语文、数学、英语、理化各科都有,四五个学生组成一个小班,哪里的家长有需要,我就在附近租个教室上课,非常灵活机动。

教培行业火爆的时候,家长不认个人工作室,他们更相信品牌。也就是现在的环境下,他们才愿意接受我们这种工作室。

据我了解,也就是一线城市能有我们的生存空间,其他地方家长的消费力也没那么高,教育环境也没有这么卷。

也不是所有的同行,都能适应这样的生存方式。这要依赖你过往的履历,自己手里的家长资源。尤其深圳的家长,很挑,很多人一上来就会说,只要学而思出来的老师。在决定报名之前,多数家长还会先试听一节课,这也是学而思留下的传统。

其实我们也有政策上的危机感,如果双减这把刀再往下切,我们可能也没法干下去,现在,大家都是抱着‌‌‌‌“干了今天没明天‌‌‌‌”的心态。我们有些同行,组的班人数多一些,经常被举报。按照政策,周末是绝对不允许上辅导课的,但是周末的辅导课是最多的,所以监管部门一上门,你是无话可说的。

就我接触到的家长来说,大家的焦虑感,双减后并未减弱。毕竟深圳高中升学率摆在这里。我有一个小学3 年级的学生,他的时间从周一到周日,被各种课程塞得满满当当。有次我想调个时间上课,他家长跟我说,‌‌‌‌“调不了老师,没有任何机动时间‌‌‌‌”。

我一边给孩子们上课,一边又觉得他们可怜。

像我上的阅读课,看起来更像是素质教育。但我清楚,家长们的终极目标还是提分,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做一些阅读兴趣训练和写作练笔,家长的心态还比较平和。但是到了五六年级,就不行了,‌‌‌‌“小升初啦,绝对要提分了‌‌‌‌”,功利性非常明显。

其实从我们的经验来看,30%的孩子,上辅导班学了跟没学一样,有的孩子的天分可能在其他地方。

上了一段时间没啥效果,我一般建议家长,不要让孩子在这上面浪费太多时间。可很多时候,家长还是会坚持上下去,因为别人家孩子都在上。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太理性。

我接触的大部分孩子,家境都不错。他们即便不那么卷,家里也有条件,给他们准备好几条退路,孩子是可以不那么辛苦的。可家长会觉得,周围的孩子,尤其家境更好的那些孩子,都在疯狂地往前走,自己孩子走得慢了,不就成了异类。

我觉得大部分家长,不太能坦诚地接受,自己的孩子做个快乐的普通人。

这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作为教培老师,我非常不希望孩子生活在这样的教育环境里。我们这个行业的很多老师,在这行干的越久,就越觉得将来不要生娃。



 来源: 

深圳微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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