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塞一生经历了众多苦痛，1919年开始写作《悉达多》，1922年在德国出版。 （人民视觉/图）
李雪涛教授讲话简洁坦率，等待问题时总带着微笑。新冠疫情期间，他在办公室里翻译完德国小说《悉达多》，译作即将出版。相遇三十年，他写下的解说及译后记的篇幅与原文等量齐观。
从大学开始，他就不断地翻译《悉达多》的片段，至今还留存着那些“字纸”与心路。这次翻译他常与德国老师克鲁姆讨论问题，诸如难懂的言语，发去电邮转天就能收到详尽的解释。
小说开篇，作者赫尔曼·黑塞为法国友人罗曼·罗兰写下赠言：“我们在陌生的岸边相互伸出了援手，同样相信一种跨越民族的必然性……”他们都厌恶战争，言语中透露着乐观和凝重。黄金时代、“一战”、迷惘，两国终将再次面对世界大战。
2021年底，顾彬教授在聚餐时问道：《悉达多》在德文世界并不是一部好作品，为什么要为它耗费那么多精力？德国留学期间，席勒专家于乐斯也说黑塞的书写内容其实很讨巧，若阅读托马斯·曼、布莱希特，“你会发现什么是文学”。
《悉达多》也许不是最优秀的德文小说，在中文世界却存在大约20个译本，在印度也被译成十几种方言。李雪涛相信问题不在于所谓好坏。“你会发现有一部作品，和你的心灵产生共振。”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样一本书值得用一生阅读、翻译和解说。”
李雪涛提到了比较文学的“非对称性”。《妙法莲华经》在梵文文学中不是最好的作品，翻译为汉语后影响非常大。“二流三流”“才子佳人”的中国书籍，像德译《好逑传》、英译《花笺记》和法译《玉娇梨》就影响到歌德，令他创造出“世界文学”的概念。一部作品的意义这时变得丰富和奇妙。
住在波恩时，房东送给李雪涛一套黑塞诞辰百年纪念小说集，是精致的苏尔坎普版。睡不着觉或忙完事情，他会拿出来一本阅读一会儿。从任意一段开始读下去，震撼可能比前一次更强烈，“不断地重复阅读，不断地发现新的路径”。
和生命节奏突然合拍了
写作《悉达多》，黑塞的经历如同宗教体验，甚至带给他精神问题。李雪涛形容这部小说浓缩了作家的生命，“不是咖啡馆里听音乐写出来的”。
李雪涛上大学时对佛教感兴趣，去广济寺读佛经，开始整体了解佛教。他和僧人吃斋，谈论生活与人生，“跟书本里看到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那是1980年代中期，他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刚从海德堡大学毕业的克鲁姆教德国文学。老师同样对佛教感兴趣，有时和他一道前往寺庙。
当时李雪涛接触到了叶嘉莹的作品，方才知道中国诗词可以讲得如此美好。他常听克鲁姆给德国文学以绝妙的阐释，体会到与中国诗词相似的美感。就是克鲁姆推荐给他《悉达多》，讲“这本书很值得一读”。他从学校图书馆借来小说，如获至宝地阅读，生命仿佛“随着悉达多的得道也变得崇高起来”，又购买罗斯纳的英译本送给哥哥冰涛。如今兄弟俩还对这本书非常着迷，因为它“和心灵息息相关”。
李雪涛读过黑塞较早写就的长篇小说《在轮下》，作家以自己寄宿过的毛尔布龙修道院为原型描绘主人公的境遇。一次游览，身旁的美国游客们知道这处胜地是中世纪存留下来的，喝可乐、聊着天就放松地走过。他和海德堡大学的吴涵志老师则讨论，当时的教育制度给孩子们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泯灭童年的心灵。他想到许多细节，孩子在修道院受到非人虐待，少年黑塞对人生产生了困惑。
李雪涛去过的德国城市大多与文学相关，德国人有时认为他将德国过于文学化了。卡尔·雅思贝尔斯的老家在德国北部，他去那里寻找以这位哲学家命名的大街。一位老人在旁边散步，听到问路时回应：你们这些外国人到这来问这问那，这条大街跟俾斯麦大街一样，一个名字而已。
那么，黑塞是李雪涛最喜欢的德语作家吗？他摇摇头。没那么简单，德语文学实在多面。托马斯·曼的语言比黑塞的复杂，非常迷人。顾彬一直说托马斯·曼一天从来不写到两页，经过不断推敲，文字凝练了才留下来，这一页一定是最好的。从席勒的《美育书简》到布莱希特的《家庭祈祷书》他都喜爱。
但，“黑塞的书差不多是我最喜欢的，和我生命的节奏突然合拍了”。李雪涛进一步解说，他硕士、博士期间的德国近代文学考试都与黑塞有关，所以对作品的德文内容非常熟悉。不过，从前的《悉达多》译稿“是拿不出来的”。直到寂静骤然到来，愿望才成真了。
看起来像一个佛教僧人
一生中，黑塞经历了众多苦痛。欧洲陷入幻灭，他的家庭也分崩离析，妻子马丽亚患上精神分裂，儿子出现神经方面的急症。他1919年开始撰写《悉达多》，1921年上半年三次接受心理学家荣格治疗，其间朗诵了小说片段。
1922年8月，罗曼·罗兰邀请黑塞到瑞士参加“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的会议。黑塞在会上朗诵了刚完成的《悉达多》最后一章。罗兰在日记中称他“奇丑无比”，又援引妹妹的话形容“他看起来像一个佛教僧人”。最多的是赞美，诸如“完美的淳朴、真诚，完全没有一点妥协阴影的真实”“经由给人以印象深刻的宁静后而转化为了一种坚定的意志”。
罗兰指出黑塞与中国、印度思想的关联，那几乎是与生俱来的。黑塞的至亲曾在印度生活、传教。他于1911年去亚洲旅行，在随笔中自陈：“我知道，欧洲跟亚洲一样，存在一个隐秘而永恒的价值和精神的世界，这个世界既不会因发明了机车而更加美好，也不会因俾斯麦而毁灭，生活在这个世界里是愉快的、正确的，这是一个平和的精神世界……”
难以摆脱的精神危机促使黑塞向东方寻求慰藉和答案，《悉达多》是明确的例证。它如同佛教小说，人名、地名很多取自佛陀时代的印度。婆罗门的儿子悉达多为寻求真正的自我，离开家庭、朋友和佛陀，以人物和自然为师，尝试各种各样的生活，却在大部分生命历程里无法获得满足。
“享受了奢华生活和豪赌之后，悉达多感受到了生命的枯萎与死亡。”李雪涛解说，“一个人必须要经历甚至他所厌恶的一切，才能真正获得开悟。”悉达多认为自身堕落，投河自杀未成，由此得到了重大的转折。只有离开渴望，不再执迷于目标，他才能平静和永恒。
《在轮下》中，汉斯因精神世界崩溃而淹死于河中，如同另一位德语作家斯蒂芬·茨威格那样。茨威格熟悉的世界逐步为法西斯侵蚀，1940年代与太太流亡、自杀。身后出版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末尾，他写下仅剩的乐观：“每个影子毕竟也都是光的孩子。只有那些经历过光明与黑暗、战争与和平、兴盛与衰败的人，才算真正生活过。”
在李雪涛眼中，茨威格的压力与黑塞不同。黑塞是德国社会精英，获得瑞士国籍也保护了他。他因鲜明反对纳粹而遭到攻击，但毕竟身在瑞士，对他的影响有限。他又从历史汲取了很多力量，像《世界图书馆》一样，具有更宽阔的眼光和对更悠远历史的认识。
而犹太人茨威格面对非同寻常的压力。他的祖国奥匈帝国因“一战”解体，他原以为希特勒不可能掌权，身份认同与理想逐步全然破灭。他同样以德文写作，注重细节，创作以欧洲为主。“他是天才的作家，文字之好真的是少有的，翻译成汉语也很好。”李雪涛曾去萨尔茨堡的茨威格故居参观，试图理解他，终究“还是不太了解他的世界”。
《悉达多》出版后，黑塞在给茨威格的信中提到：“我的圣者穿着印度式的外衣，但他的智慧更接近老子而非乔答摩。”茨威格较晚在《赫尔曼·黑塞之路》一文中形容：“那种赤裸裸的，具有诗性和情绪化的不安和意愿，转变成了一种全人类的精神气质，以及令人痛苦的感动。”1925年，日本学者三井光弥的日译本出现，这可能是第一种外文译本。中国学者也在1940年代介绍了这本小说。
荒诞的是，《悉达多》甚至引起纳粹德国高层希姆莱的注意。他在一份有关佛教的书单中专门挑选了这部小说，还利用一个荷兰人创立了“德国祖先遗产协会”，曾到中国西藏寻找雅利安人的始祖。他想考察不同宗教的组织形式以改造纳粹，还对高级间谍舒伦堡说，党卫军受到了耶稣会的启发。
著名的日本佛学学者铃木大拙当时已经和他们联系。而印度学家伍斯特时常宣称往日最有智慧的雅利安人是佛陀，读懂《我的奋斗》首先要读佛陀的传记。希姆莱确实阅读了与佛教相关的书籍，但很难说会欣赏佛陀的生活方式与伟大思想。
1946年，“二战”结束不久，黑塞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纳粹的虚伪与残忍总算结束了，《悉达多》将继续深广地与世界相处。
唯一重要的是爱这个世界
李雪涛在波恩买过两本19世纪晚期的旧书，分别研究“直发种族”和“鬈发种族”的语言，汉语被“科学”地归入前者。两本书的标题令他“感到毛发直竖，浑身起鸡皮疙瘩”。它们的作者是语言学家、维也纳人类学协会副主席弗里德里希·穆勒。这些种族主义式分类李雪涛此前并不知道，它们却在相当长时间里为人信服。
历史确实如此复杂，了解世间的道理需要很长时间。李雪涛喜欢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名作《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这位法国史家提出三个历史的划分：事件史、中时代历史和长时代历史。
2021年年初搬迁办公室时，学生认为有些书没用了，可以趁机清理掉。“有没有用，是个很麻烦的界定。”李雪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布罗代尔可以让你看得更远一些，不是就事件史来说历史事件。佛教也是这样，一直告诉我人生要着眼于未来。积累这些其实是很重要的，并不是设计好‘有用’和‘没用’，把‘没用’的丢掉。”
诸多经历如地层般积累。“少而读书，长而博洽，老而著述。”对于自己的学术路径，李雪涛引用了民国著作《南浔志》。
中学时与哥哥讨论学问，使李雪涛进入学术。兄弟俩邮购了许多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也阅读大量中华书局的新出古籍，还向《读书》杂志投稿。哥哥曾将《悉达多》转译为中文，眼下译稿也在李雪涛那里。几年前知道他要再译《悉达多》，哥哥提出忠告：这是一部小说。意思大约是不要把小说翻译成充满注解的学术著作。
李雪涛跟随张范中老居士读数年佛经，最终使他矢志于学问的是顾彬教授。他阅读了很多中国哲学书籍，譬如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庄子》也用小本子抄了几遍。它们大多存留下来。他记得，哲学的影响突然全部激活，变成生命的一部分。
克鲁姆带来了新知，如雅思贝尔斯的哲学、铃木大拙的禅宗研究。李雪涛认为他是典型的德国知识分子，“有很深厚的文化、哲学、宗教的背景和基础，同时具有开阔的胸怀，对自己的文化保持批判的态度”。他留学期间就读的波恩大学培养出了许多有影响力的人物，诸如马克思、尼采、海涅，“超越了正反两者，变成了合力”。
正如唐代的青原行思禅师提出的参禅“三般见解”，从“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到达“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或可比较鲁迅对青年必读之书的回应：“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他与弟弟周作人的中国文化修养极深厚，发表意见与当时时局、世事无法分开。认识得以进入第三个层面，所谓“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黑塞更晚出版的《东方之旅》与《悉达多》一样，都带着相似的认知变化。
歌德晚年阅读《浮士德》的法文译本，向助手爱克曼说翻译不是原本的翻版。法文译本有如另外的物件，根本不像自己的作品。
李雪涛还提及艾术华，即他最近研究的丹麦新教建筑师。艾术华曾在华北游历，1937年出版近400页的英文版《中原佛寺图考》，介绍中国佛寺与僧人生活。梁思成写过书评，讲艾术华本来可以从建筑师角度讲清楚中国佛寺，却舍本逐末地记述很多僧人的生活。
没想到，这本书恰恰意外地记录下消亡的日常生活，如同一次田野调查。譬如南京宝华山的慧居寺为律宗重要寺院，战争中被日本军人所破坏。1929年到1933年艾术华主要在江南，他的记录就弥为珍贵。
书里有一段慧居寺的往事，他笔下透露着无奈。僧人们着意与青楼和肉铺保持距离，一位妓女的捐款只能用于修建厕所。女人知道后绝望地在厕所中自缢，那里后来怪事丛生，僧人们只敢白天去如厕。艾术华看似平静地叙述佛寺的故事，对寺院布施的女性死在用她的钱修建的厕所中，变成鬼魂而使得出家人不得安宁，实际是对佛教僧侣歧视某些女性的谴责。
艾术华于1943年去世，作品其后影响到另一位丹麦著名设计师约恩·乌松。乌松设计的哥本哈根新教教堂成为批判建筑主义代表作，和同为他设计的悉尼歌剧院都受到了中国佛教的影响。
“如果没有跨文化的视角做研究，你会觉得‘悉尼歌剧院和中国有什么关系？’”李雪涛说，“水看不到‘氢二氧’，化学分析之后才看出来。跨文化的影响实际是在原来基础之上的创新。”
这些并不难理解，就像黑塞笔下的悉达多，他已经超越东方与西方。年迈的婆罗门之子从河中看到了自己的人生，青春与老去是一体的。“唯一重要的事情是能够去爱这个世界，不去藐视它，不去憎恨世界和我自己，能够怀着爱、赞叹和敬畏之心来观察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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