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我有这样一种看法：中国的中学历史教育里隐藏了一个很大的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这个矛盾其实是建立在双重标准上的。那就是在看待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时实际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视角。简单来说就是，在看待古代史时，中学历史课本着眼于帝王将相的辉煌武功和缔造盛世的功绩，而民众的苦难则是大大被淡化了，学生并不能感受到专制的危害；而到了近代，视角突然切换到普通人的生存上，好像一进入近代，中国人的生活突然就变得苦难了起来，中国的文化、制度都成了落后的东西，“独裁”也开始暴露了它的弊端。教科书塑造了一个积贫积弱、人民生活困苦且需要被拯救的落后的“中国”形象，且强调这个“落后的中国”是伴随着外国入侵而出现的，这种巨大的反差导致很多人不知道生活在秦皇汉武这样的强主治下是非常悲惨的事情。
举个例子，人教版中学七年级教材第12课是《大一统的汉朝》，这一课花了大量的篇幅讲述汉武帝是一个明君和雄主，比如讲述了如何发掘和重用主父偃、董仲舒、卫青等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还提到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上进入“鼎盛时期”。那么这个“鼎盛时期”的民众是什么生活呢？为了筹集钱财，汉武帝鼓励民间互相告密揭发，一旦告密属实，政府和告密者可以平分被告密者的财产，致使民间出现了告密的热潮，稍有财产的人陷入破产甚至卖身为奴的命运。连年的战争和沉重的赋役导致全国“户口减半”，虽然户口减半并不意味着人口数量必然少了一半（有卖身为奴的人的户口被隐匿的现象），但有一半人成为黑户或者死亡，这样的社会是值得羡慕和向往的么？（换算到今天的中国就是七亿人口）。再举一个例子，中学七年级下册第二课讲了贞观之治，着重刻画了李世民是多么体恤百姓，如何地与民休息、虚心纳谏，才换来了强盛的大唐帝国，那么当时民众的生活究竟怎么样呢？根据《唐会要》载，唐代初年，由于政府摊派的各种差役过多，不少人把自己的手脚弄残废，称之为“福手”“福足”，言下之意是说残废的手脚可以不用干活，所以是“福”。如果唐代有互联网，“福手”“福足”一定会成为网络黑话。鉴于自残的人太多，贞观十六年，李世民下令，今后有试图靠自残来躲避赋役的人，不仅不会被免除赋役，还要罪加一等。一个让百姓通过自残才能躲避征调和拆迁的社会是值得向往的吗？连李世民这样的统治对普通民众来说都很难忍受，其他皇帝就更等而下之，如历史教科书里赞颂女皇武则天“政启开元，治宏贞观”，却不提武则天时代的酷吏政治的恐怖（而这才是真正贴近时人感受的）。有人会说武则天这是为了打击李唐皇室等政治对手，与普通百姓无关，这就太单纯了，鼓励告密的口子一开，诬告、杀良冒功、滥杀等现象必然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主流的，无辜的受害人占了大多数。例如武则天时期的酷吏王弘义看见乡间老人们一起斋宴，就诬告他们谋反，杀了两百多人；酷吏万国俊先杀人再捏造罪状，此行甚至受到武则天嘉奖，其他人看到万国俊滥杀受到赏赐，唯恐落后并开始了一场场杀人竞赛。《旧唐书》记载：“光业等见国俊盛行残杀，得加荣贵……唯恐后之。光业杀九百人，德寿杀七百人，其余少者咸五百人。”稍微做一下推理，生活在这种社会，作为一个普通人，你会发自内心地觉得这样的强盛帝国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吗？
但是到了近代，历史课本突然切换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个体的视角，比如八年级上册历史课本的第一课，就反复强调英国人贩卖来的鸦片是多么地危害大清国民的身体健康，还有英国要求和大清通商做生意是何等地丧权辱国，生活在当时的社会是何等地耻辱和黑暗。鸦片当然是危害健康的，但对当时的大清国的国民（而不是皇帝）来说，似乎有不少事情是比鸦片危害更大的，比如发生在鸦片战争四十多年前的白莲教起义就使清朝损失数千万乃至上亿人口，同治年间的陕甘回乱导致人口损失两千多万，太平天国使中国损失数千万，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导致死亡一千万人等等，这些巨大的灾难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是常态的，原因也主要是中国传统的因素与外国文化关系不大，即不受约束的权力对民间进行极限的汲取和压榨。那么这种历史教育非常容易给学生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不论一个国家的政府如何地杀戮和虐待自己的人民，只要不被外国人染指，只要皇权不受他人的干涉，甚至还能开疆拓土，那就依然是可以骄傲和自豪的，没有什么可耻辱的；而一旦与外人签订了条约，也就意味着皇权得多少考虑一点点洋人的意见，这就一下子成了全体国民的“耻辱”。在这里，“耻辱”这一本属个人的概念也被“国有化”了。突出耻辱则是为了凸显后来的“救世”，而突出古代的丰功伟绩是为了凸显“复兴”，这就是这些互相矛盾的视角背后的统一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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