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抑郁症患者的20天

 “原来喝水,是一件如此快乐的事情”


在昏迷近20天后,我从病床上醒来。几位医生护士用力拍打着我的脸,反复大声说“你知道自己在哪吗?你知道这里是庆应大学医院的ICU吗?”我的魂魄好像游离在病床的上方,向上帝视角一样俯视自己被手忙脚乱的抢救。

随着一颗温热的眼泪从自己的眼角滑过,模糊的视野开始慢慢清晰,黑白的世界也慢慢变成彩色,我刚想开口,却什么也说不出。穿着厚厚防护服的医生护士,拿来一块小板子,一边提问,一边让我用笔来回答。我在板子上胡乱写了一些片假名后,又一次差点昏睡过去,只记得油性笔的味道很重,很难闻。

医生用力地拍打着我的脸说“不能再睡了,你已经昏迷了20多天。你知道今天是几号吗?”我被医生的话吓了一跳,我的人生里,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不负责任地肆意休息过。这20多天,我的母亲是如何度过的呢?

我环顾四周,双手能插管子的地方,都已经插满了管子,有的是供每日抽血检查的,有的是供点滴的,双手动脉附近大面积的淤血,让我知道为了和死神抢夺我,我的身体曾经有多努力。电影里见过的心电图仪器在我的床边跳动,数字一会儿90,一会儿120。我的嘴唇特别干,用带着各种管子的手轻轻一摸,已经起了很多皮,在手的抚摸中我感受到鼻孔中插着一根塑料管,喉咙上罩着重重的呼吸器,胸前也贴着几根连着心电图的线,我的身体两侧夹着厚厚的冰袋,显示着我身体正处于高烧,在被窝中缓缓移动了一下腿,我发现腿部也密密麻麻的缠绕着很多线。

事后,医生说当时给我打了很多很多的止痛药,还有让我能开心亢奋一些的点滴。或许得益于这些化学成分,在灵魂知觉先于身体知觉苏醒的那短暂的忘了时间长度丈量的片刻,我感受到了来自自己肉体从未有过的无比轻松和愉悦。可这份轻松非常短暂,随着身体机能的慢慢恢复,我感受到了极度的呼吸困难,伴随剧烈的咳嗽,还有躯体因不能自由翻身而带来的酸痛。

我不断梳理着自己的记忆,它停留在20多天前的午后,结束一天疲惫工作后,苦于抑郁症,已经连续失眠近1个月的我,躲在酒店被窝里忽然木僵了,我不敢看手机,不敢接电话,在那一刻,觉得自己好渺小又无助,我和世界的连接忽然被切断了,只是简单觉得“好累哦,这样的生活不想再继续了。”但又不知道该如何改变,即便是近近半年发现自己情绪低落后,连续换了几家心理咨询机构,也开了镇静和入眠的药,还是无法改善。几乎是在一念之间,我选择了执行“放弃生命”这个我犹豫了很久的议题。

找到我提前在网上购买的木炭,端进车内,放在容器中燃烧,一口气吃了原本一个月量的安眠药,我在浓烟中陷入剧烈的咳嗽,不开车门,这真需要很大定力。发完最后一条带着“很多抱歉”的朋友圈后,比想象中还要快,我陷入了昏迷,甚至不知道是如何昏迷。

再醒来时,就已是开篇的场景。

以我的智慧,至今无法参透上天在而立之年给我“抑郁症”这份礼物的用意,只是,过去从不相信“灵魂鬼怪”之说的我,忽然明白了死生为大的意义。

在昏迷的时候,我徒步走过一条很长很长的路,脚下是黑色望不见尽头的沙滩,那里的人好像经过长时间泡发,刚从海底打捞出似的,显得浮肿又丑陋,阴森又可怜。三三两两端坐在旁边的小山洞里,也令我想起自己的家人,我开始不断地哭喊。

我好像听到母亲在祷告,也看到母亲在哭泣,可我无法伸手安慰她,我不由地跟着列队在排着什么,忽然,我的眼前见到了刚刚去世不久的爷爷,他生气地和我说“你在这儿做什么?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快回去!”随着爷爷的声音,我醒了过来。

由于我一个人生活在东京,没有亲人,而日本医院的病危通知书只能下给直系亲属。庆应大学的医生们便一直通过医院会中文的翻译,和我国内的母亲联系。在母亲的授权下,在日本一直关照我的两位“姐姐”,开始配合母亲,在医院和日本国驻华大使馆间奔走,为我父母来日处理后事,办理“人道主义关怀签证”。

庆应大学医院,是日本最好的私人医院之一。在我出事那日,公司顾问三木先生原本应该回名古屋老家,给自己的女儿过生日。在接到公司同事电话后,立刻从东京车站折返到我家车站,他并不知道我住在哪一栋楼,但是一到我所居住的四谷三丁目车站,看到路边密密麻麻的消防车,救护车,还有警车,便知那是我的住处。他出示身份后,跟着人流进入到我家楼下,刚好看到被支架抬上救护车,意识全无的我。他不断和警察打听,我会被送到哪里去。当他听到“keio”(庆应)的时候,松了一口气,因为那也是他出生的医院,是最被日本人所信赖的医院之一,keio代表着我有活下来的希望。

可我的情况并不乐观。

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失去意识,心肺停止。我完全不知道医生们是如何抢救我的,警察对帮忙报警的朋友说,“医院说,如果再晚几分钟,现有医疗手段,就已经没有办法就活。”在我被送入手术室抢救的同时,朋友们也纷纷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们自发成立了一个微信群,在群内交换我身体的最新情况,轮流电话陪护我远在国内的母亲。朋友小美住在我家附近,接到朋友电话后立刻奔跑到我家,而后又立刻打车去医院。在午夜的医院大堂,有警察,也有几位闻讯而来的我的朋友。

由于日本有着非常严格的个人隐私保护制度,加上我生死不明,是否涉及刑事案件也未知,警察便也开始盘问起他们。小美奔溃痛哭,说“请你告诉我她是不是还活着。”警察回答“不能告知。”

我的朋友小南在福冈县出差,在微信上得知我出事的消息后,立刻从外地返回。为了得知我的身体状况,在和朋友们探讨后,他和医院说,自己是我的表哥,现场的朋友也纷纷和医院作证。由于他已经归化日本国籍,用的是“吉田”这样的日文名字,和我的姓氏对不上,医院也没有特别怀疑。

小南进入医生的办公室,终于得到,虽然依旧昏迷,但我还活着的消息。
小南的消息比医院的电话,更快的到了母亲的耳边。
母亲哭了。

画面重新回到那天的ICU病房,我从病房里醒来后,又马上昏睡过去,这样的昏睡伴随我大概一周左右,医生说只是身体虚弱的原因。

在这段时间,我长时间的做梦。

有天夜里我醒了过来,病房里只有我和值班的女护士,她穿着非常厚重的隔离服。看了一下闹钟,凌晨1:30。我想叫她,但是嗓子里发不出任何声音。我一动,背部的自动报警器就响了起来,护士急忙走到病床前看我,这是我几次醒来中意识比较清醒的一次。

她和我说“你想尿尿吗?”我点点头。她说,ICU没有厕所,你尿在床上吧,没关系的。我摇摇头,想起床,但发现自己完全动弹不了。她再一次温柔地和我说,没事的,你尿吧,你看,这是你的尿袋,她举起垂落在病床一侧的尿袋给我看,说“你身体接着尿管,这几天你都是尿在这里的,放心尿吧。”

护士睁着圆滚滚的大眼睛看着我,我始终没能放下“人类的尊严”,努力了一番还是把尿憋回去了。

护士关爱地看着我,说“为什么要做(自杀)这样的事情呢?妈妈一定很担心呢。”

那个晚上我没能睡着,眼看着闹钟走到凌晨3:00时,护士问我,想睡觉吗?我点点头。护士拿来一针针管,对着我手臂上用胶带固定好的插在动脉中的针头,轻轻一推,一阵无比清凉的感觉袭来,这是带着睡眠成分的药剂,对我来说却不太管用,5:00时护士又为我推了一针,半睡半醒间,清晨来临,6:00时日班出勤的护士替代了晚班的护士。

巡房的医生为我拆除了呼吸器,过了几天,又为我拆除了食管。拆除食管的速度很快,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一根直通胃部的塑料管迅速从鼻腔中被迅速抽出,我被呛着不停咳嗽。乳黄色的痰液却从喉部喷出,护士赶忙给我拿来纸巾,她和我说“想咳嗽,一定要咳,把痰液都吐出来。”那段时间,我的身边一直伴随着一个塑料袋,一盒纸巾。在喉咙里擦痰液,确实非常可怕的体验,那一刻我才知道,尽管是微创,因为安装呼吸器的缘故,我的喉咙是破损的。

我依然不会说话。

慢慢地,我可以开始学会拿笔和护士交流。我通过护士递给我的小白板,和病房大厅外的朋友交流,他们又将我的消息传递给千里之外的母亲。

那几日我还不能进食,营养液通过点滴,进入我的身体。我却因为疼痛和饥饿,开始睡不着觉。

苏醒后的一天,值班的护士和我说“今天开始,你要学会坐。”
“坐?这不是很简单吗?为什么要学习?”当我这样想着时,两三个护士扶着我,从病床中将我拉起,我才发现,自己的臀部居然一点力量也没有,靠自己,是完全没办法坐起来的。
为了防止臀部肌肉退化,今天开始,也需要在床上坐一会儿,实在坐不下去了,才能躺着。护士一边说着,一边为我把床头调高,使它保持成一个背部可以依靠的形状。

那一天我才知道,喝水,走路,吃东西,这些最为寻常不过的生活技能,重生的我,也需要重新习得。那一阵忙着从死神手中,抢回身体控制权的我,还没有功夫思考,活着的意义。我特别想活下来,几乎是一种本能。

我陆陆续续昏迷了一个多月,非常感谢庆应医院的医生。我需要从喝水到坐立,走路都要重新学习,不管我做了一个多么微小的进步,护士都会积极赞扬我,一直在鼓励我。是庆应医院的日本人医生们救助了我。

在我昏迷的时候,我公司的顾问日本人三木先生,帮助我撑起了公司,指挥员工工作,为我找关系住院,关心我的身体情况,协助我父母办理人道主义签证,做担保人,出院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这样的帮助我。
他和我说:我以前也在北京创业,那个时候也很多困难。如果没有中国人的帮助我没有办法在北京,现在我也想这样帮助你。他和推特,YouTube上的朋友,让我看到了人间的血性,人类之间原本应该拥有的纯良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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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为庆应医院的医生们画的一副漫画,感谢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痛苦的根源

“只是因为意见不同,有成千上万人要我去死”

此刻,微博上,诅咒我父母去死,要我去给安倍陪葬的私信,仍在以每日上千条的频率发送着。他们大部分是粉丝只有数个人的刚注册的小号。而我做错了什么呢?我只是为一个花甲老人在街头无辜惨死感到害怕而哽咽的普通人。要我为一个人的意外惨死而欢呼,这是我的价值观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互联网上关于我的构陷和诋毁还在继续,当然也有专业的律师维权团队正在为我取证。可真正让我感到万念俱灰的,是群体对生命的漠视。

我不是你的朋友,不是你的亲人,你不认识我,就可以因为各自立场和意见的不同,便威胁要强暴我,要杀了我,要杀了我全家。而这样的威胁,是成千上万,不堪入目的。
今天威胁我的人,明天也可能会在陌生的街头,因为搭讪被拒绝,就暴打陌生女孩儿。
今天辱骂我的人,明天也有可能会虐待动物,只是因为心情不佳,就残暴地虐待猫狗,而不受到任何刑事处罚。
今天构陷我的人,明天也有可能会在网上肆意构陷任何一个敢站出来说真话的人,他们躲在键盘的后面,用言语做成的匿名石头,一颗颗丢向鲜血淋漓的异见人士。

这个叫曾颖的女孩儿已经彻底社死,她失去了自己原本的朋友圈,她失去了这个成就过她梦想的微博平台,她也失去了过去30年对自己价值观从不曾迟疑过的这份关于人性本善的坚定信仰。

记得小学的时候,我家住在福建一座小城的城乡结合部,站在高楼阳台里的我,曾经目睹过楼下一座民房发生过杀人案件,我也曾经听到过寂静深夜中受害人发出的悲鸣和求助,我想报警,被怕事的母亲阻止了,这是我内心的痛。第二天经过事发现场时,我感到非常的羞愧,我认为自己也参与了犯罪。然而,路边大多人却在发出猎奇的笑声,大家大声讨论着受害者的八卦,分享着自己的见闻,好像死掉一个人,犹如死掉了一只蚂蚁。

初中的一个寒冬,有一位被棉被草席包裹的陌生老人,被扔到了我家附近的垃圾堆里。那个老人已经骨瘦如柴,随时都会死掉。他的身上飞着很多虫子,那天立冬,是我的生日,我喂他吃了一块蛋糕,给他偷偷拿了一床家里的被子。他恳求我说:“能不能帮我拧一下瓶盖。”我喂他喝了一瓶水,他哭了,帮他盖被子的时候我发现他的骨头连着皮,没有一点点肉。而路过的人,却向他扔去垃圾,嘲笑他脏。大人劝告小孩儿,远离他,因为他有病,别被传染。一周后,我和往常一样过去给他送食物,发现那里再也没有了他的痕迹,好像这个世界,他从来就不曾来过一样。

高中的时候,我在街头看见城管为难一个卖地瓜的老人,把他三轮车上的水煮玉米,倒进烤地瓜的炉子里,老人不断作揖哀求,几个身强力壮的城管不断用力踢着他的三轮车。旁边地摊上,卖玻璃用品的一家三口,他们的玻璃杯正在被砸碎,趴在地上做作业的摊主小孩儿被吓得哭泣不停,围观的群众非常漠然,因为这就是稀疏平常的生活。我没有过脑地拦住了这些城管,让他们必须和这个老人道歉。我的心中非常害怕,但是老人看着我露出感恩的目光,在那一瞬间,在老人的眼泪里,我找到了我做人的尊严。

禅宗教育人,在落坐之前必须拂一拂座椅,以免不小心伤害到飞虫和小蚁。这份慈悲和现实人间剧烈的反差,让我感到无比痛苦。我的梦想曾经是,赚很多的钱,在40岁左右出家,去做自己最热爱的生命教育,不认识的动物,不认识的人,这个世界上所生活的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都是应该以慈悲的心去体恤和尊重的。看到有女生当街被人暴打,生死未卜。看到有人虐待猫狗,拍成视频。看到有人鼓吹战争,漠视生命。我认为这一切都是缺乏生命教育和善良教育的结果。可是自我理想和现实世界的强烈反差,让我的内心感到剧烈的痛苦和孤单。这份痛苦,令我深深抑郁,感到自己的无能和挫败,渺小和无助。

如果一个人的信仰足够坚定,那即便被钉在十字架上,被烈火焚烧,也不会畏惧。而我是否不够忠诚和坚定,我所牵挂的,生活在那片土地上劳苦的人民,不受完备法律保护的宠物,不能畅所欲言敢为人先的小城女性。他们,又可曾理解我的用心用情。

网暴还在继续,在直播间里叫嚣着的暴民,却从来都是最该被可怜的人。

现在,外面正在下雨,而我,要走到这雨里去。


原文链接:https://note.com/tenten19901107/n/n9e8cf34c9094

作者:曾颖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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